第十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发布日期: 2004/12/1  作者: 超级 Account   浏览次数: 1604   返回


(1963.5.25-6.18)

  第十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于1963年5月25日至6月18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八届十中会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的形势下召开的。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中央统战部在学习和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在部务会议范围内开展了对统战政策、理论问题的检查,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简称《专题报告》)。这个报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不点名地对李维汉同志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提出的关于统战工作的一些见解和主张,如对资产阶级人们的改造争取到1962年实际达到消灭阶级的水平,统一战线成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等进行了所谓的批判。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另一个是讨论全国三届人大、四届政协党外人士的安排问题。
  5月25日,会议正式开始,出(列)席会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或副部长,各中央局统战部长或主管统战工作的负责同志,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共计六十二人。其中华北地区九人;东北地区六人;华东地区十五人;西南地区四人,西北、中南地区各十二人;中组部、中宣部、公安部、全国妇联各一人。
  会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同志就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党外人士安排问题,作了说明。着重讲了以下几点政策性意见:(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全国人大代表的政治条件的要求要严一些,特别是对新提名的更要慎重,政治上的要求要更严格一些。对已经安排的党外人士,没有特殊的原因,一般不要去掉。(2)坚决贯彻减少兼职的原则,除了极少数主要从事政治生活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士、工商、民族、华侨、宗教、社会人士中的代表人物和已经不从事其专业工作又有较大代表性的老知识分子,根据需要可以适当兼职以外,对于从事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了避免影响他们的科学研究和专业工作,必须坚持一人一职的原则.(3)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在主要领导人物的安排上应保持大体差不多的阵容。(4)关于妇女代表的比例,必须占到中央规定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比例要求。(5)对绝大多数爱国的,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和改造的宗教界人士,仍然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6)关于平衡问题,有的方面以地区的或局部的平衡为主,有的则应以全国平衡为主,小平衡服从大平衡,局部平衡服从全国平衡,地方平衡服从中央平衡。与会同志经过讨论同意这些意见,并决定会后根据这些意见,进行人物安排的具体准备工作。
  会议在讨论《专题报告》时,不少同志对《专题报告》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或疑问,许多同志认为《专题报告》只讲缺点,对统战工作成绩肯定不够,担心传达下去,会影响统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但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意见未能被采纳。会后,中央统战部对《专题报告》作了某些修改补充,主要是在最后部分,简要地讲了建国以后统战工作的几条成绩。1964年1月13日,《专题报告》经中央批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统战工作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宣布撤销这个《专题报告》。
  从1963年以后,在阶级斗争绝对化和扩大化的指导思想下,“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了。当时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在统战系统开展了第二次对李维汉同志的错误批判,给统战工作戴上了“投降主义”的帽子,并且撤销了李维汉同志的中央统战部长职务。所有这些,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很大震动,思想非常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彭真同志于1965年8月,约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副部长刘述周、平杰三同志谈话,指出对党外人要采取“松一松”的方针。彭真同志说,目前形势对党外够紧张了,要有意识地松一松,一般对民主人士的斗争要停下来。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向他们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引导他们多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际,多看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多下乡下厂,多接触工农,着重用事实、用群众去影响和说服他们;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方针政策,在学习中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不愿联系的也不勉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加强,物质生活方面可以松一些。彭真同志的指示,对缓和当时党外人士的紧张情绪,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贯彻彭真同志的这个指示,中央统战部在1965年9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统战部长座谈会,大家一致同意彭真同志提出的“松一松”方针。会后,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可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松一松”方针未能继续执行。
  为了使读者了解中央统战部1962年和1964年对李维汉同志进行错误批判的背景、过程和涉及的理论政策是非,将李维汉同志写的《两场错误的批判》①附后。

 

 

 

附录:

两场错误的批判
(1962年 1964年)

  1962年下半年,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两年多的努力,认真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逐步得到克服,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时,党内“左”的思想重新抬头。毛泽东同志在当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以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根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十中全会错误地批判了所谓的“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错误地批判了邓子恢同志和习仲勋同志等。也有同志在会上批评中央统战部,说“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这是个误会。徐冰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作了解释。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对自己在历史上参加反邓、毛、谢、古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说到统战工作也有一些错误,要回到部里进行检查。
  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到1964年期间,在毛泽东同志“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央统战部对我开展了两场批判,给我强加了种种“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罪名,颠倒了理论政策的是非,使统战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更加发展。
  第一场批判从1962年10月开始,在所谓政策思想检查的名义下,在部务会议范围内进行。对1956年以来我在政策研究过程中提出过的一些理论政策性意见,如争取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使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实际达到消灭阶级的水平(简称五年消灭阶级);把民主党派根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简称社会主义政党)和使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基层建立起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左派在政治立场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际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简称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我国各民族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等,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会议开了四十多次,历时半年多。作为这场批判的结果,是1963年5月27日将《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简称专题报告)报送中央,而告一段落。毛泽东同志审阅了这个《专题报告》,对报告的第一部分“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的作了具体修改,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间说得更长了,把几十年改为“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这就使理论上“左”的失误更加发展了。
  1964年5月中旬到6月17日,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了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出赫鲁晓夫和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的问题。8月间,中央统战部召开部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由此又开始了对我的第二次批判,给我扣上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罪名,是非更加颠倒。1964年12月25日,中央决定撤掉我的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随后在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的会议上,撤掉了我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和和政协常委的职务。
  在第二次批判期间,我在部务会议上作过两次检查。最后被迫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严重错误。当时我觉得自己已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如果硬顶着不检查,被开除党籍,再为党做工作的机会就没有了。自己作了三天思想斗争,才下决心上这个纲,并且用主席讲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论,来为自己的违心检查作解释。当时的决心是一句也不声辩,希望中央处理能够宽一点。我在党内几十年,对党是很有感情的,总想留在党里边为党做些工作。
  这两场批判,都是“左”倾错误在统战工作方面的集中表现。两场批判把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在主持起草文件过程中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和新见解,统统说成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对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批判涉及的问题很多,集中起来就是所谓“五社一短”,即: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社会主义民族、所谓社会主义宗教和短期消灭资产阶级。这“五社一短”,就是当时批判中强加给我的所谓“修正主义纲领”。究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是非问题,必须在理论政策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下面,对这些问题加以说明和探讨。
  一、关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
  这是在1955年底和1956年初三大改造高潮形势下提出来的,是讲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统一战线的性质。提出这个看法的依据是:第一,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权更加巩固和加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从个体农民转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废除,这个阶级已经接受工人阶级的和平改造,并在趋于消灭的过程中。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从统一战线本身来说,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同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的联盟。政治准则是六条标准,主要是两条: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务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些都是统一战线中起决定作用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因素,在统一战线中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我国统一战线的性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根据这两条,当时提出我国统一战线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现在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变化。
  关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问题,周恩来同志的是肯定的,同时也指出这个提法有缺点。1956年2月6日,恩来同志在二届政协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讲话中,首先肯定我国统一战线从开国起就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同时指出不要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改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他说:我们的政权也好,我们的统一战线也好,从开国以后就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三大改造和国家工业化。有时,我们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还没有建成就是了。所以我们的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从大家同意以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性质,统一战线性质就定了。这种性质一天一天更加强化起来了,最后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国家就成了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又说:也有人说可以改一下名字,是不是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改成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第一,从性质上说不完全。同时,还有另一种不完全,好象我国过去是一种性质,现在才是社会主义性质,这样不对。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就是逐步完成和逐步实现,特点就是过渡。过渡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最本质的东西。今天我们不能说已经变了性质。第二,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也不能说今天以前是人民民主的,今天以后就够社会主义成员的条件了。我们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嘛,怎么能说都是社会主义成份了呢?还要有一个过程。人民团体里头还有工商联,民主党派里还有代表资产阶级的党派,海外华侨里头有很多是资本家,各民族现在还有费族,毛主席说,要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都包括进去,使我们的统一战线一天天更广泛更巩固。现在改变名称不太好。否则,既不都是社会主义成员,一改名,就把统战范围弄窄了,弄混了。恩来同志这个讲话精神,我当时完全接受。我提出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以后我国统一战线性质的变化,而不是主张改名。在恩来同志讲话后,我就在《七年方针》稿中删掉了这个提法,并且在一个长时间内不再坚持这个观点,对实际工作没有产生不良影响。
  1962年和1964年两次批判,把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提法说成是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投降主义。这种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第一,当时所讲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是讲统一战线的性质问题,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一对主要矛盾哪一方处于主导地位和起决定作用的问题,而不是讲统一战线内部有无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完全混为一谈。我在1962年写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书面意见》,对于统一战线内部还有阶级斗争,已经讲得很充分了,自怎么能说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呢。第二,当时所讲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是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在这个历史时期,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它已不再是主要矛盾。过去批判时,把阶级矛盾说成始终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把民族资产阶级的消灭说成遥遥无期,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也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本观点的。第三,从中央统战部的实际工作来说,从来是讲阶级斗争的,从来是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从来坚持以资产阶级人们的教育和改造,根本不存在抹煞阶级矛盾和取消斗争的问题,如果有错误的话,是有时把阶级斗争讲多了,讲过头了,而不是什么不讲阶级斗争。第四,全国解放以来,在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依靠巩固的工农联盟和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经过统一战线,对民族资产阶级实现了和平改造,消灭了这个阶级,怎能说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呢?!如果说有投降的话,只能说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屈服投降,这正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要求和目的。
  二、关于社会主义政党
  这个提法最早是在1955年11月提出来的。当时在部务会议上的发言说:“要把民主党派改变成为搞社会主义的政党,就是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政党。”1956年初起草《七年方针》时,曾提出民主党派“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经恩来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提法有缺点后,我们随即也删去社会主义政党的提法。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我在北戴河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把社会主义政党作为民主党派根本改造的前途。我们当时设想,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准有三条:第一,确立和贯彻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第二,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建立起巩固的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第三,成员的多数人,基本上符合六条政治标准的要求。这三条都属于社会主义的因素。民主党派的改造达到这三条标准,就表明社会主义因素在民主党派内部已经居于主导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社会主义政党作为民主党派根本改造的前途提出来,并没有错。刘少奇同志1956年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就说过,“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为部分劳动者的政党。”我所讲的社会主义政党,就是少奇同志在“八大”所讲的“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1960年8月我在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上作《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的讲话,会前送讲话稿请周恩来同志来审阅时,恩来同志提出,怎么没有讲民主党派根本改造的前途?我就把少奇同志“八大”报告中的这段话加上去了。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总是由不断量变、部分质变达到根本的质变。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变化同样反映这一客观规律。否则,就不好解释为什么包含两个联盟在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尚可以发展变化为社会主义性质,而由不同阶级的人们所组成的民主党派怎么就不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呢?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就在向社会主义性质发展变化了。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总任务作为它们的政治纲领,它们的政治实践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些不正是我国民主党派向社会主义性质方面发展和变化是什么呢?!
  过去批判时有的同志把我提出的使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建立起巩固的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说成要使民主党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的话讲得很清楚:第一,是讲在民主党派内部建立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而不是说使民主党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第二,这个领导核心是由在民主党派中的共产党员和非党进步分子组成,而不包含民主党派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第三,把这样的领导核心称作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指这个领导核心的社会主义性质。很显然,这个提法根本不涉及民主党派在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三、关于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
  这个提法最早是在1956年1月起草的《七年方针》稿中提出的,具体讲法是:“目前对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关系,主要表现为机关、学校和企业中党与非党的关系,”我们党的干部应同他们“逐步地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接近、互相帮助和互相学习的社会主义合作关系”。这个讲法乏具体分析,比较笼统。同年3月,提交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讨论的这个文件的稿子,即改为“对于那些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已经有了根本变化的人,应当同他们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互相合作关系。”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还具体指出,“对资本家现在还不能这样”,“现在对他们还不是完全的同志关系”。同年6月,我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进一步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合作共事关系。一种是机关、学校和国营企业中共产党员同一般党外人士间的工作关系,提出,由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方面的关系基本上就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关系。”另一种是公私合营企业和一部分国营企业中,职工和共产党员同资产阶级分子间的共同工作关系。指出,“这种关系的建立,反映着企业原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反映着资产阶级分子向着劳动者的逐步过渡。但是,这种改变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过渡,就大多数人说,现在还只是开始走了第一步。因此,这种共同工作的关系同时又是阶级关系。”应该说当时的这些分析,是符合实际的,没有什么错误,过去批判我说过“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成了社会主义同志式的合作共事关系”,不符合我的愿意。
  四、关于社会主义民族
  社会主义民族的提法,是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我国各少数民族除西藏外大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在1957年上半年提出来的,是正确的。1961年9月,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会上作的《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政策”、“少数民族中的革命和战争问题”、“社会主义民族”、“民族融合问题”、“当前阶段民族问题的任务”、“必须坚持党的民簇区域自治政策”、“大量培养民族干部”等十二个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对民族工作的基本观点②。这篇讲话当时送中央审阅时,得到恩来同志的赞同,这里不再赘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民族工作问题上实行了拨乱反正,批判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了新社会主义民族的提法。1979年9月,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我国五十多个兄弟民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正在为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而努力。”这是符合我国实际的科学论断。
  五、关于所谓“社会主义宗教”
  我在1962年民族工作会议上说过宗教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说法含义是不够明确的。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宗教界人士、宗教工作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宗教和它的教义,则是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同马列主义、唯物论是根本对立的。过去批判时说我有过“社会主义宗教”的主张,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从来没有提出过“社会主义宗教”的主张。
  我对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观点,曾在1980年12月19日中央统战部部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作了简要概括。主要是:(1)宗教的根源是对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无知和无能为力。(2)宗教信仰是历史产物,它是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和消亡的。由于它的发生的根源,它只能随着根源的消灭而消灭,只能自然消亡。菩萨是人民自己造成的,只能由他们自己去丢掉。行政办法只能助长宗教感情,决不能消灭宗教。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宗教。(3)宗教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宗教活动场所。(4)宗教有五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5)宗教在历史上曾经是被压迫人民团结奋斗的纽带、旗帜。要历史地看待,不能简单否定。(6)宗教矛盾在民主改革和所有制改造完成后,将逐渐演变成为劳动人民间信仰不信仰的矛盾。(7)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改革自由的政策。批判包办子女信仰宗教。要把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帜抓在我们手里。(8)实行政教分离,宗教和教育分离。(9)用和平改革方法,改革宗教制度,废除封建剥削和特权。(10)在党内进行无神论教育,在信教群众中有步骤地进行科普教育。(11)团结、教育、改造宗教界人士,镇压和肃清反革命。(12)培养红色神职人员,培养政治上靠拢我们、有丰富宗教学识的学者。(13)宗教不是科学,但宗教问题要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
  六、 关于短期消灭资产阶级
  这是指1957年底起草《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工作纲要》过程中提出的提法,即:“在五年或者五年多一点时间,实际上达到消灭资产阶级的水平”。当时的想法,就是要使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到1962年能够同取消定息的要求相适应。这个意见并没有错。
  什么是阶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按照列宁的定义,我国在1956年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就基本消灭了,但是,他们还是有定息,这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残余和变相形态,因而这个阶级并未完全消灭。中央于1956年决定,定息七年,在1962年结束。这就是说,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到1962年就将完成。我当时就是根本中央这个决定提出要使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能与中央决定相适应。到1962年实际达到消灭资产阶级的水平。显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和目标是必要的。否则,届时定息取消了,人的改造跟不上,将会出问题。
  1962年和1964年两场批判时,把消灭资产阶级同在整个社会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混为一谈,而且把消灭资产阶级说成不单是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还包括整个社会上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及其影响,还要在世界上消灭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因而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间说得越来越长。要一百年以至几百年。显然,这些“左”的理论观点同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是不相符的,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理论,是违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
  实际上,毛泽东同志对于消灭资产阶级年限的说法,是逐步放长的。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大约再有三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当时,部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工作,也是按照三年完成来考虑的。不久,中央决定定息七年,我主持起草了统战工作的七年方针。过了两年,到1957年底提出争取五年或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实际达到消灭资产阶级的水平,当时中央书记处没有同意,我就删掉了这个提法。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把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说成:“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1957年夏季的形势》)。1959年在庐山会议错误地开展反右倾运动中又说,“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更进而把消而灭阶级说成要一百年到几百年。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说法,我当时还是尽量跟的,并且感到自己跟不上。我在1962年10月部的常务会议上作的关于学习十中全会的发言中,曾作自我批评说,“过去对于阶级斗争长期性认识不足,中央逐步指示,我们逐步放长,仍然认识不足,总是有被动。”这个说法,在两场批判中却被说成是把错误的责任推给中央,实际上这确是我当时发自内心的自我批评。
  总之,所谓“五社一短”,都是在研究政策过程中提出来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有的提法内容或有不够准确,或缺乏严格的理论根据,这在研究政策、讨论问题的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在中央指出不妥之后,都是按照中央的指示修改文件和进行工作的。两场批判中,把这样一些基本是正确的意见和看法错误地加以批判,毫无根据地说成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投降主义”,扣上“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严重罪名,并且把这种错误批判推向全国,从而在更大范围内造成了政策、理论上的混乱,使统战和民族、宗教工作系统的一批干部受到株连,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受到损失,也损害了党内民主和对政策工作问题的正常讨论、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于1979年3月已批准为全国统战系统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1980年11月又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关于李维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这个复查报告和结论中明确指出,中央统战部1962年、1964年这两场批判,“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在组织上是违背毛主席关于党内斗争的方针和方法的教导的。”中央批准将两场错误批判中送中央的有关批判我的几个报告,连同1964年12月25日中央决定撤销我担任的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的通知,一并撤销。

  注释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75页。

    ② 见《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520页—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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